上 访 历 程

1978年11月，一声春雷，党中央召开十一大三中全会，决定拨乱反正，要为众多的老干部平反昭雪，我父亲的许多战友，特别是游击队曾任父亲的警卫员郭名高、罗成、张友忠等人，几次登上门来找父亲，一定要他向上申诉，因为父亲的冤案株连了他们呀，他们也深知父亲是他们的好领导，英勇善战，廉洁奉公，爱兵如命，给父亲戴反革命的帽子是最大的耻辱，在战友们的再三劝说下，1979年春节过后，我与父亲将写好的申诉材料寄送有关部门，但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没有办法，我和父亲只好亲自找省地县有关部门，由于当时三中全会不久，人们的思维特别是“两个凡是”的影响，有关人员左推右推，我和父亲上访数十次无果，后经我堂兄郭名先（时任县委宣传部长）同志指点，他说名权老弟呀！你父亲的问题非要找管落实政策的县委副书记周杰秀同志，找一般人不可能为你父亲立案调查。我说，我不认识周书记，又不知他住哪里，郭部长说，他每天下午2:30钟会去宣传部办公室看报纸，那个看报纸的就是周书记。1980年春节过后，我与父亲同来县城，按名先同志的指点按时去县委宣传部办公室，果真有一位年逾半百的同志在看报，一进门，我父亲泪眼朦胧地叫周书记，忧伤地说：周书记，我名叫郭超，为了替父报仇（1930年被国民党胡风璋杀害），我1945年参加了李康等、郭名善领导的游击队，在游击队曾任中队长，主力大队副大队长，第五大队长，解放后曾任县公安局长、县工商科长兼流源矿长等职，1953年因所谓“郭名善反党集团”一案，说我是反党集团骨干，说我1946年当过伪保长，1948年被捕判变、自首。贪污公款等等罪行，判了5年徒刑，释放后戴“反革命份子帽子”至今，总之，我父亲当时申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我父亲说，周书记啊，我的老领导、老战友、老会计等等大部分都还建在，若我说的不属实，我宁愿多坐几年牢房。当年我参加革命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也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信念（说的多么朴素无华啊）。我一心只为干革命，竟想不到如此下场啊。我们的周杰秀书记一边听、一边看报纸，相当幽默，也许听了我父亲的申诉后，是同情还是另有感受，我不得而知。最后周书记说：郭超，你老人家要说的就是这些吧，你回去，不要上访了，你注意身体。父亲可真是遇到了贵人啊。据名先党兄讲，没几天周书记亲自挂电话给当年的法院院长郭某某同志要他派人汇同公安局郭某某同志对郭超的问题立案复查。从此父亲的冤案立上了案，后经近10个月的内查外调、核实，于1980年12月中共桂东县委下文平反昭雪，做离休处理，享受副团级待遇，后改为正团级待遇。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我父亲和母亲以及姐妹们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此时此刻，我们兄妹几个欢喜若狂，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经过严寒冬天的人，才知道春天的可贵啊。

有人说，政治的谋杀不亚于经济的痛苦，我们深有体验啊。我们家几代人跟共产党员干革命，根正苗红，只不过共产党给我们一点小插曲，然而又是共产党把我们从苦海中拯救了出来，带上了光明的彼岸，引上了光明的前程，不正是见证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吗？可真感谢共产党员啊。

(作者系桂东县退休干部)